从事研究的一个工作常态就是频繁地出差。除了到各地基层调研，还要参加科研院所、大学、政府乃至投资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或相关活动。其实，即使不离开北京，几乎每天都是在文山会海中度过，会见认识不认识的同行，出席相干或不相干的会议，发表情愿不情愿的言论。
由于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提高，研究中国经济和人口等问题在国际学术界也逐渐占得举足轻重的地位，我每年都会收到大量参加学术会议、论坛和合作研究的邀请。在我的一些研究结论得到高度重视的那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会收到邀请信，受邀参加各种类型的活动，甚至有一次还收到法国某电影节的公众讲座邀请。所以每年我都会参加一些国际学术活动，在讲演内容上精挑细选，在数量上自我设限。
说到底，调查研究也好，参会访问也好，会见来访的客人也好，既是工作的组成部分，也是学习的机会，都印证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和“开卷有益”这样的经验之谈。一个人无论多么用功，终究不能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与不同学科的学者和各类职业人群交往、交谈，固然不应该出于什么实用主义的动机，但是，长期积累下来你会发现受益良多。
我并不是一个外向型性格的人，一旦超出专业范围，我可谓不善言辞，比较木讷。好在内心里像乔布斯所说，对任何事物既自感愚笨，又充满了饥渴般的好奇心。所以，我愿意随时随地处于交谈、阅读、浏览、观察、欣赏的状态。这方面，确有一些类似于私人方法论的东西可以分享，即便算不上形成理论这样的学术经验之谈，但对青年学者或许稍有裨益。
斯基德尔斯基在其著名的《凯恩斯传》中，记录了凯恩斯这样形容自己思想的形成过程：“创造性的思想在一开始是脑子里的灰色、模糊和头绪纷乱的怪物。在思想发展的后期才能找到精确的语言来描述它。你能够精确有效地思考问题，但要用所谓‘照相’把你的思想记录下来则要花更长的时间。”
对此我有很强的感受。许多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认识，最初的时候只是脑子里的一些抓不住，也表达不出来的感觉，着实来无影去无踪。如果一个人不愿意用力地思考，那些东西便会稍纵即逝。而努力去捕捉它们，又的确是费心费力，那种有劲使不上的感觉颇令人痛苦。然而，这就是做学问使人痴迷之处。韦伯在其著名的《以学术为业》一文中说，如果不能以科学家独特的迷狂和热情，去努力抓住这种机遇和灵感，则不能从事学术工作。
韦伯认为，热情、天赋和运气都是灵感的要素。但是，他也不否定，创意并不能取代工作。只有像凯恩斯所说的那样，直到记录下这种创意，使其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时，理论之光才在隧道的尽头隐约显现。因此，我们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这种灵感或创意从何而来；第二，如何才能将其捕获，并变为潜在的理论素材。
灵感来的时机是不确定的。韦伯形容其可能在点燃一支雪茄或者在街头漫步之时不期而至。我曾经接受海德堡大学的邀请去做一个公共讲座。完成任务后我身心放松，又有一点富余的时间，便跨过古桥到北岸山上的“哲学家小道”去散步，漫步几个小时却没有得到灵感。或许是因为给歌德带来灵感的海德堡，并不是我欲追求的关于中国经济的领悟力的环境。然而，广泛涉猎加勤于思考，仍然会增加一个人灵感来临的概率。
首先，全面的知识结构和艺术素养帮助你的脑中闪现灵感。我在阅读专业文献之外极为广泛地阅读（广义阅读包括听、看、阅、读），包括浏览办得好的报刊，阅读已有好口碑的小说和历史书，尽我所能地参观各种博物馆和美术馆，看高品位的电影和电视剧，甚至收听中外广播，每年还要听几场音乐会。
但是，对于这些爱好，我绝非不加挑选、照单全收。我在上中学时学美术，记得拜访过一位军队学院派画家，当时我向他抱怨没有石膏像可以练习素描，他告诉我临摹是完全可以代替画石膏像的。但是，他强调一定要找到最好的、堪称经典的作品才可以作为摹本，二流的东西是绝不可以模仿的。
这些爱好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虽然并非永远在工作状态，但是我永远不会让眼睛、嘴巴、耳朵和大脑闲下来。交替使用这些人体感受和表达器官是不会感到疲惫的。这些都潜移默化地有助于开启想象力，增进专业理解力，点燃创意的火花，并且一旦灵光乍现便去将其捕捉。
例如，读了福莱特小说《圣殿春秋》之后，我便能够对早期西欧领主建城堡和教堂的动机有所体会，并将其同西欧领地之间的竞争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联系起来。又如，增长经济学家巴罗和萨拉伊马丁合写的著作常以达利的作品做封面，我就去大量观看达利的作品，研读其传记和画论，探索经济学家成为达利粉丝的原因。
我曾经为一次预定的讲座，专门准备了一个全部由古今名画组成的演讲幻灯片，说明关于经济学的问题大多可以与艺术相通，可以借鉴艺术的具象化特点，思考和讲解抽象的经济学问题，甚至借助抽象派艺术理解经济学的抽象方法。不过可惜的是，后来因有其它事情未能做成这个讲座，本来心里是暗暗希望能够检验一下效果的。
其次，培养适合自己又正确的思维方式。爱克曼在《歌德谈话录》中记载了一段对话，其中歌德讲到灵感产生与艺术表达之间的关系。歌德说：“我把一些印象接收到内心里，而这些印象是感性的、生动的、迷人的、丰富多彩的，正如我的活跃的想象力所提供给我的那样。作为诗人，我所要做的事不过是用艺术的方式把这些印象融会贯通起来，加以润色，然后用生动的描绘把它们提供给听众或观众，使他们接受的印象和我自己原先所接受的相同。”这实际上就是凯恩斯所谓的照相记录，只不过歌德乐于以艺术的方式展现，而凯恩斯需要以严谨的理论逻辑进行表达。
在同一段对话中，歌德批评法国人不恰当地使用“构造”（composition）这个词，认为该词降低了诸如莫扎特这类大师的艺术作品价值。其实，讲英语的国家也同样地使用该词，同样指写作和作曲等创作，当作动词使用时也是如此。而歌德的批评是从其“机械构成”词义上有感而发的。或许对于注重艺术灵感的作家来说，把一个具有物理意义上“结构”含义的词语，与来自心灵的艺术创作相提并论，是不可接受的。然而，对于经济学来说，搭建起逻辑结构，即便不算创作的结束，至少也是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再次，阅读经典并且善于领会的话，你可以获得一种“借助大师”的表达方式。我们每一个专业人士，无论在自己的领域是否站得住脚，或者是否相当出色，绝大多数人终究成不了大师级的人物。平常人若想在自己工作（作品）的整体上或者某些方面，取得尽可能不同凡响的效果，“借助大师”就是一条途径。
英国《金融时报》周末版曾经不惜版面刊登过一篇小说《宰猪日》。作者大卫·扎莱以第一人称写一个年轻人到农村体验一年一度的宰猪日，并不厌其烦地描述了整个“屠宰”过程（其实只是“庖丁解猪”的过程，因为按照欧盟的规定，屠宰是不能擅自执行的），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按照我这一代人受过的教育，总是要琢磨作者究竟打算表达怎样的主题，甚至试图挖掘比宰猪更为深刻的含义。
第一个发现是，作者对清晨到达的宰猪现场进行了一番描述，随后提及16世纪尼德兰画家彼得·勃鲁盖尔的名画《伯利恒的户口调查》，二者描述的情境竟颇为相似。这显然不是简单的模仿，如同勃鲁盖尔以16世纪中叶尼德兰农村风情为背景讲述《旧约》中的故事，扎莱用勃鲁盖尔式的风情赋予21世纪英国农村一种复古的意境。无论如何，把自己的作品融入勃鲁盖尔意境，他的那段笔墨就不再平庸。
有了这个发现，再往下读，我终于找到了希望看到的更深层次的含义。在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时刻，英国通过全民公决毅然退出欧洲联盟，突显了日益全球化和欧洲化下的新生代英国人，与至少在精神层面仍然停留在上一代的英国人之间的格格不入。扎莱把故事中的“我”同时定位为前者和旁观者，把“我”暗自喜欢的农村姑娘及其父亲作为后者的代表，从精神面貌上反映了这种反差，以及带给旁观者的疑惑。如此读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著名的财经类报纸，慷慨地拿出三个版面刊登这篇小说及其插图。
这里，我只是以一个文学作品为例做说明。在经济学或者任何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借助大师的不仅是意境或者表达手段的比附，更多的可能是主题的高度。“借助大师”也不是说借大师的名气出自己的名，而是把自己的研究与一个更大的语境联系起来，增强问题的针对性（relevance）。而这个针对性往往是研究者做选题时所欠缺的，一些年轻学者对此常有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
譬如说，一个历史学家可能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挖掘志书和档案，或许还做了人所未做的田野调查，仅仅把这些材料整理好，并且归纳一下，由于缺乏思想的高度，充其量是为他人的工作提供了素材。然而，如果这些材料可以为诸如“李约瑟之谜”或者“大分流之谜”这样一些由大师提出且吸引了足够多重量级学者参与的学术争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从中提炼出一个新的假说，作为学者岂不功莫大焉？
再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功经验，来自包括劳动者、经营者、决策者和研究者在内的中国人的探索，其中经济学家也不无贡献。早在1995年我就为在突尼斯举行的世界经济学家大会提供了一篇文章，讲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决策中的作用。多年以后，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麦克米兰还来信询问该文出处，并在其去世前的一本书中引用。这里想说的是，对于中国改革实践及其成功，中国经济学家贡献不赀，但在对之做出理论解说方面，话语权在很长时间内却掌握在西方经济学家手中。
如前所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以及他的门徒如张五常教授、王宁教授等，在高度赞扬中国改革成功的同时，却将其作为哈耶克所谓“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的一个精彩案例。这方面的著述如科斯、王宁的《变革中国》（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以及张五常的《经济解释》等，得到许多中国学者以及媒体的追捧，殊不知，沿着这样的思路去讲述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既不能做到符合事实，也是对包括农民、工人、企业家、各级干部在内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伟大改革探索，以及其中体现的深邃智慧的矮化。
毕竟，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无疑借助了大师（哈耶克）。作为改革参与者或者直接观察者的中国经济学家，则完全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中国经验对大师（哈耶克、科斯）的论断进行证伪。这样的研究岂不具有更高的立脚点？从另一种意义上站到大师的肩膀，并取得“意外结果”。
最后，广义的“读万卷书”是经济学家增进语言表达能力的必由之路。经济学的过度数学化虽然遭到诸多诟病，批评者中也不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级别的大家，迄今为止，获奖者的主流背景却仍然是高度的数理化和计量化，经济学数理化似乎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此外，我从另一个意义上也赞同经济学向“硬科学”靠拢，那就是把票友经济学家尽可能地挡在门槛外，因为任何严肃的经济学家都有过饱受其苦的经历。由此可见，争论经济学要不要大力度和深度使用数学（这里把“数学”作为专业概念的代名词），好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
所以，我并不是说自己有多赞成赫希曼的辩护——“在阐述我的思想时，数学的作用还不如隐喻或词语，后两者皆比数学更具创造性”。然而，许多经济学家在论文中运用数学公式的同时，已经不再擅长使用人间的语言。在美国，人们常常要求满口术语的“科学怪人”“说英语”，而北京人则干脆问“能不能说人话”。况且，现在学术期刊上公式充斥的论文，并不是在证明什么原创理论，而只是在数典忘祖的情况下把数学当作仅存的语言。这种做法丝毫不会提高文章的价值，却因“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而丧失起码的格调。
撇开与许多数理经济学家相比，不说赫希曼对社会科学做出的重要贡献，被许多青年学子奉为偶像的主流学者如克鲁格曼和麦克罗斯基，也都严肃地探讨过经济学的表达与修辞。克鲁格曼认为，如果不打算饶有兴致地做思想实验，就根本不能做严肃的经济学研究。而麦克罗斯基则干脆说：经济学家不把文章修饰好是不道德的表现。而且，当我们讲到语言文字的时候，针对性甚至已不再只是语言美与丑的问题，而是表达内涵的准确与否问题。
事实上，如果说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优势的话，或许恰是以其抽象能力取胜，因此，没有起码的抽象力很容易流为票友经济学家或其同侪。而长年累月徜徉于抽象世界，却容易使人的语言表达能力遭到耗损。没有人能够自动化解这个悖论，而任何人能够给出的唯一建议，就是广泛阅读而且只读好书。
此外，我还有如下一个想法，使我理解为什么伟大的思想家无一例外都是读书狂，而且是无所不读，也促使我乐于广泛阅读，并且对一些与工作无关的事物也如饥似渴。人类数千年积累的智慧，包括大到各种方法论级别的成果，小到思维技巧和具有启发的知识，甚至观察事物的角度，都分别以各个具体的学科或领域作为宿主而存活至今。因而，广泛涉猎看似于己无关的学科领域，总会在不经意间得到额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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