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中国经济波动与长期增长

今年9月5日-9月6日，2022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在南京隆重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低碳时代的金融与科技挑战：机遇与出路”。来自海内外学界、政界和金融界的三百余位北京大学金融校友和嘉宾齐聚南京，就该主题以及科创投资、数字经济、碳中和、共同富裕等社会焦点和热点，展开深度剖析和热烈讨论。

在9月6日的主论坛环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教授发表了以《中国经济波动与长期增长》为题的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稿件，欢迎阅读转发。

全文共7906字，预计阅读时长25分钟左右。

《中国经济波动与长期增长》

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首先祝贺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的召开，因为疫情拖了很久，今天终于顺利召开。

分析一下近期的经济波动原因，经济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不用我说。稍微梳理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增长速度近乎为零。首先应该说是外生因素，就是外生变量。外生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最重要的因素，比如疫情变化、管控措施收紧，国际金融动荡与国际市场的增速下降，俄乌冲突引起的大宗商品上涨以及其他一系列的不确定性。为什么疫情是外生变量？管控措施不是我们自己的吗？但疫情本身是个外生变量，它是自然界发生的，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发生的，不是经济当中内生生长出来的，是外部条件的一个变化，类似于一个天灾，自然界的变化。

原因：“外生因素”；

疫情变化，管控措施收紧；

国际金融动荡与增速下降；

俄乌冲突引发的不确定性（包括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 

也有我们自己的内生因素。因为我们自己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要进行调整，因此出台了政策，这些政策用去年年底权威部门的话，这些政策具有收缩效应，对经济具有收缩性。而且这些政策的同时出台造成“合成谬误”，造成了经济下行的压力。其中包括去年的双碳突击，把双碳目标的持久战打成突击战，结果导致拉闸；再加上其他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房地产三条红线、收紧房地产市场，反垄断、反资本扩张等等。每一项政策都有合理性，在一定程度都是需要的，至于怎么做，做法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同时出台，而且政策都有收缩性，使经济增长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原因：“内生因素”：

“具有收缩效应”的若干政策举措：

“双碳突击战”；

反垄断；“资本无序扩张”；

信息的国家安全；

规范教育培训业绩；

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

收紧房地产供给；

-- 以及事实上收紧的宏观政策。

专门说一句，去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是紧缩性的，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继续扩张，继续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体现的地方有，去年的货币政策应该说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现在作用不大。各位从事金融工作的，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多讲这方面的问题，但现在典型的问题是我们的货币政策遇到流动性陷阱。不是没钱，不是银行没有头寸，是没人用钱，没人要钱。为什么呢？因为预期变弱。借钱的成本低了，钱多了，但由于人们预期回报下降，预期未来经济不好，没有项目可投，投的项目成本低了，但收益比成本还低，这就叫典型的流动性陷阱，现在很多方面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所以货币的需求下降，这个不仅是在微观层面上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宏观层面上，迫使中央银行降低利率，而不是提高利率。具体的过程需要研究，但最近利率进一步下降，在其他国家利率加息的情况下，我们利率进一步下降，反映的是我们流动性陷阱现实的问题。

特别重要的是财政政策，什么叫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要有无中生有的需求。不能说财政收入税，拿这个做投资，那叫转移支付，你必须通过赤字，通过发债增加的市场需求，这叫财政刺激政策。去年的赤字是GDP的3.2%，从前年的3.7%降到3.2%。到了年底发现1万多亿没有花出去，整个去年是收缩的。所以导致后面一系列的问题，这些效果都留在了今年。当然去年年底有所调整，但在很多方面都影响了今年。

大家现在可能有很多的困惑，有很多的问题，讲完这些我想讲讲我们在第一步应该更多的看一些或者寻找积极的因素，看到经济当中一些潜在的增长点。首先要看到一些国内的积极因素，第一点去年具有收缩性的政策基本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也更加积极，从去年年底开始采取积极的宏观政策，今年第一季度已经显示出来，今年一季度增长速度比去年的第四季度4%还要低一点，到二季度出现拐点，没想到去年12月份开始加大财政支出，到了今年一季度出现了拐点，增长速度提高到4.8%。今年如果继续加大这方面的力度，应该说对经济的增长会有一定的支撑，三季度、四季度会显示出来。

从政策的角度来讲更加开放，我们在变化的国际局势没有收缩，我们进一步对外开放，高举多边主义的大旗，RCEP等等贯彻，应该说对经济起了很好的作用，后面讲出口继续大幅度的提高。

我想说一点，现在大家都在担心的一件事，我们也要看到积极的方面。一些企业退出了，一些企业躺平了，有的企业倒闭了。在疫情的情况下，在这样的经济收缩的情况下，低谷的情况下，发生这些事情确实令人痛心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想想，这件事也许是积极的，这件事也许是多年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产业内部结构调整，我们过去苦于每个产业都有大量的企业在竞争，而且低水平竞争，就是杀价，利润弄得薄薄的，也没有资金推动进一步的发展和研发。在高涨时期自然谁也退不出去，大家都有订单。大家都在抱怨，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多好，就那么两三家的寡头竞争，利润厚，有钱搞研发等等。但这样的结构是怎么形成的？不是政府规划，也不是几个产业、几个巨头弄出来的，是一轮一轮的经济危机、经济低谷，有的退出，优胜劣汰，有的兼并重组，在低谷时期实现的结构调整，提高产业集中度，一轮一轮过来才有了今天从最初一个产业几千家恶性竞争，到现在的垄断竞争。

国内

“具有收缩性”的政策基本都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能源，大企业；

宏观政策更加积极---别人在紧缩，我们还可以放松；

体制倾向还是要开放，双循环扩大市场；

许多问题的暴露，一些企业的退出，客观上导致结构调整，并改善了产业内部结构，为下一周期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经济学家证明，最好的产业结构不是完全竞争，不是所有的企业同质化的完全竞争。那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拿到最低的价格，但是消费者很难享受到创新的成果，因为大家的利润都很薄，大家无法投资进行研发。而最好的产业结构就是所谓的寡头竞争、垄断竞争这样的结构，企业不多，大家价格可以高一点，利润可以高一点，可以做研发，可以有新的产品技术产生，使消费者享受新技术的福利。

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在有些产业里，最初订单到了相对来讲差一点的企业，然后到了好的企业，就为好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让出了空间。这是我们进行兼并重组的大好时机，不要浪费任何一次危机，这个危机的作用体现在实现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世界上很多基金不是做新建企业投资的，很多基金就是做兼并重组。这个过程也是我们提高发展质量、改善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大好时机。所以不要浪费一个危机，我们在低谷的时候做低谷的事情，经济总有高峰，总有低谷。

巴菲特合作伙伴芒格说了一句话，很欣赏中国人管理繁荣的方法，什么叫管理繁荣？防止经济过热，没有过热就没有大的崩盘。后来说中国一直没有衰退，需要学会管理衰退。这句话是有意义的。我们有衰退，我们有低谷，在低谷的时候做好低谷的事情，不是仅仅想创新企业，而是想想我们结构的调整，这也是金融界可以做的事情。

与其他国家相比

在世界面临高额通货膨胀的时候，我国价格会相对较为平稳； 

在其他国家面临贸易逆差的时候，我们仍是巨额顺差；

当许多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汇率贬值（”薅羊毛”)，我国汇率目前阶段基本稳定。

我们经济当中的因素，第一就是价格比较稳定。在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时候我们价格相对稳定，我们没有能源危机，我们没有粮食短缺，产业链都在我们这，所以尽管大宗商品价格有所提高，当然最近有所下降。我们的物价相对稳定，将来仍然是可以相对稳定，这是消费者价格。

中

国消费者物价指数（7月2.7%）

请大家特别关注生产者价格，最近几个月生产者价格下降的，尽管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我们企业消化了一部分价格上涨的因素。第一，当其他国家出现逆差的时候，我们仍然是高额顺差。在其他国家汇率贬值的时候，我们的汇率基本稳定。

生产者价格指数下降（7月4.2%）

这是贸易顺差与逆差，我们贸易顺差的重要方面，一方面是出口还在两位数增长，我们的进口因为国内疲软大幅下降，所以我们的顺差反倒创记录。与此同时，传统的顺差国，日本、韩国、德国现在是逆差。我们有这么多顺差好不好？另外再说。反映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可以讨论。但是在世界经济动荡的情况下有顺差比有逆差好，多一点储备比少一点储备要好。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考虑，但是在世界各国都在担心前面的各种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我们经济是不好，但是和世界各国相比我们还有积极的因素，我们还在比较有利的位置上。

贸易顺差与逆差

关于汇率变化，这两天汇率有点贬，但最近贬值不是四五月份，四五月份主要是我们的问题，上海封城。但是这一轮的货币贬值主要是美元升值的问题，美元指数已经过了110%，往下看还会进一步提高。我们按照“一个篮子”的货币而言相对稳定，美元贬了，但是欧元都是增值的。美元指数提高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贬值了，会有一定阶段的波动，但是我相信我们没有巨大贬值的，不会出现大幅度的贬值。

人民币汇率变化

美元指数

我想进一步讲积极因素，从长期的发展看我们的积极因素。这是我们长期发展具有重大潜力的领域。第一新能源，和新能源相关的产业，一会儿讲讲低碳的问题；第二，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可以进一步发挥作用，我们的数字技术助力制造业的数字化，能够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我们的发展效率；第三，城市化，我们现在天天讲扩大需求、国内循环、统一大市场，我们怎么使经济结构真正发生变化？城市化。关键就是能不能继续推进全球的城市化发展。城市化我们走了一定的弯路，什么弯路？过去叫城镇化，鼓励小城镇发展、小城市发展。人们在迁移，小城市迁移到大城市，人为什么迁移？追求美好生活。怎么追求美好生活？就业在什么地方？收入在什么地方？更现代的生活方式在什么地方？城市化的初期，特别是后发国家一定是首先进入大城市，而且我们14亿人口。过去对大城市的发展有很多的限制，到了今天进入了城市化2.0版本，以什么为标志呢？就是以长三角城市群，以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大湾区、成渝城市带，以这样城市群的发展为依托的下一阶段的城市化。包括房地产两极分化，为什么两极分化？过去给小城市不限供地，土地便宜，盖了很多房子，大城市不让建，不让发展，最后人拥挤了，这都是导致现在问题比较深层次的原因。

长期发展仍有潜力

新能源以及与新能源相关的各种产业；---现在是我们高兴低碳大旗的时候;

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潜力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助力制造业发展；

城市化进程仍会继续;

统一大市场。

下一阶段我们好好的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推进城市化，使我们经济能够更好的循环起来，消费也能够增长，投资也能够增长，把现在出现的问题得到解决。形成统一大市场，我们统一大市场还有很多潜力。世界的强国都是因为大市场。怎么把14亿人的市场利用好？我们不说德国，德国当时实现统一大市场开始跟欧洲各国竞争。美国在一战、二战确立霸主地位，自我封闭也好，他人封闭也好，它相对来说是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金融危机之后打了贸易战，跟所有的人打贸易战，提高了关税，把自己封锁起来。但是因为它是最多的人口，有最健全的工业体系，在国内大市场上自我循环，它实现了发展、实现了增长、实现了霸权主义。我们现在面临比较险恶的情况，我们自己应该继续争取双循环、国际大循环、多边主义，但有的人想把我们同其他国家切断、脱钩，我们如果把统一大市场做好，即使脱钩也不怕，是这个道理。

后面要讲低碳和新能源的问题。为什么今天讲这个问题？除了经济学的理论梳理一下，现在有些新情况。什么新情况？低碳这件事可能在国际上发生倒退，欧洲因为能源危机，现在恢复了煤炭生产，恢复了煤电，恢复了核电，叫做融合了，以前是聚合，现在是融合了。很多人在抗议过去的能源政策，就是低碳政策。美国大法官规定政府不可以强制企业制定低碳计划。现在网络传多少个科学家签署什么样的公开信，签署什么协议，说明气候变化和人的排碳行为无关，市场上总有这种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怎么清醒的认识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现在制定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今天系统讲讲这个事。

经济学如何面对气候问题

很长时期内人们认为科学家对气候变化的原因还没有定论，所以迟迟没有采取行动；

2007年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恩（N. Stern)的报告，用了经济学对待一切不确定问题的办法，重新提出了问题：通过概率把不确定性转变成风险加以处理！

提出了成本-效益分析基础上的政策建议：1%的世界GDP，避免什么不做将来每年损失5%的GDP。

这件事先从经济学是如何对待这件事开始讲起，这件事一开始就有争议，不是最近几年才提出的，50年代以后就有气象学家讲气候变暖，讲人的碳排放行为，到了70年代有了京都议定书，这件事很早就有，但是一直有人怀疑，一直有人不承认。人类太渺小了，这是我们管不了的，人类拯救不了地球，只能拯救自己，这些说法一直是有争议的。科学家也在研究气候的变化，国际也在证实。一方面有人证实，一方面有人证伪，就是不确定的。

经济学怎么对待这件事？用经济学一直贯用的对待不确定性的办法，我们给不确定性找到概率，从而使它变成风险，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概率的基础上计算成本和收益，我们进行经济学的分析。这是2007年经济学家做的一个报告，提出这样的一种逻辑，如果现在采取比较适当的措施进行低碳转型，如红线所示，超过2°C的概率是14%-32%；如果现在什么都不做，就是这条黄线，你超过2°C的概率是25%到54%。就用这种方法说服了大家。

Global2 ℃ pathway (N. Stern) for three 

emergency scenariosand their risk

2007年有了这份报告争议很多，经济学内部的争议非常多，争议的点就是预期，我怎么计算未来的成本等等，但是后来诺贝尔奖得主老一代经济学家阿罗讲了一句话，不管技术上存在哪些问题，把这件事提出来，表明现在做一些事情比现在不做、将来再做要好。我们能够得出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这就是我们经济学界，经济理论对这件事的方法，用概率的方法来揭示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来对现在和未来的行为、我们的政策做出效益分析。

发展经济学与气候问题

落后国家的“发展权”问题：历史分析----从工业革命以来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都是谁排放的？不让发展中国家排放，等于停止发展；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1997年东京议定书：区分发达国家（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和发展中国家（无约束力），发达国家减排目标为到2012年，平均减排5.2%，美国 8%，欧盟 7%，日本 6%，等;

但是随着情况的变化，巴黎协议变成了“无约束力”但是“自愿设定国家目标的协议”

什么叫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落后国家增长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存在的情况下落后国家怎么增长。气候问题是典型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因为大气的二氧化碳是发达国家在过去多少年排放的。我们开始排放了就变成了发展全问题，你不能说到我开始增长了，开始工业化了，你说碳预算没了，这就变成了我不能发展的问题。

因此，我们就进行了各种研究，我从2008年开始研究，2011年还主编了一本书，2008年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发达国家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依据的就是历史的各种数据，以前的排放都是发达国家排的，你们应该承担更多责任，你们应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等等，我们要论证这件事情。

我们不能仅仅从生产的角度看待排放，排放的最终原因是有人要消费，特别是在现代的世界上，很多国家不排放了，但仍然消费，进口。从哪进口？把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排放了很多，都算在发展中国家头上，我们应该从历史上就把所有的二氧化碳追溯到人均消费的概念上。这个优点是如果发达国家的人还用高消费的生活模式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话，我们低碳转型是更加难以实现的。

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累积碳排放

我们一直有一句话叫共同的但是有区别的责任。京东议定书把国家分成两种，一种叫表一国家，一种叫表二国家。表一国家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自愿减排，我们一直在争议你要援助，你要多承担责任。发达国家这些年也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他们的碳达峰早已经实现了，他们的问题是碳中和，所以他们提出的目标是2030年、2035年碳中和，美国2050年碳中和，他们已经没有碳达峰的目的了。

应对的第三阶段：“巴黎协议”

“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同时建议：

 •2030以前“达峰”，2050-60年“中和”； 

 •发达国家多做贡献； 

•确保不超过2度，争取1.5度（比1990年）。

到了《巴黎协议》提出新方法，叫做“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叫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同时建议2030年以前碳达峰，2050-2060碳中和，发达国家多做贡献。我们签署了这个协议，这个引起了一些异议，为什么签署这个协议。我们看看这张图，2018年全世界的碳排放我们将近30%，比日本、欧洲、美国三大块加起来的总合还要多，那是2018年。再过10年呢？2018年以来，从2019年开的巴黎峰会，你再不承担责任，再过10年我们就是世界上排放最大的国家了。以前你可以说我们还要排放，但是再过10年、20年，成为历史最大的时候你这个责任推不开了。所以我们承诺这个协议，当然印度还没承诺，也是基于现实的变化，是变化的，不是停留在过去的历史上。

中国的排放所占比重迅速提高

我们现在说大变局，真的是我们变了，包括我们的生产，包括我们的能源，包括我们的排放都变了，在国际上的地位都变了。我们还可以继续争议我们的排放很多为了发达国家的消费，要发达国家承担责任。我们的消费总量，我们自己用的，自己排放的东西，生产出的商品，我们搞的建筑，我们开的车等等都是我们自己排放的。所以应该理解我们的政府在签署《巴黎协议》，2020年底宣布双碳目标是历史的结果。这是历史的人均排放，我们比美国还少很多，但是跟德国已经差不多了。

CO2emission per capita

中国这些年取得很多成就，特别是在非化石能源，新能源的发展我们在世界上具有领先地位，而且比重也不断提高。虽然还没有达到碳达峰，但我们碳的强度在不断的下降。

中国的成就

碳强度不断下降；（但是绝对值还在提高）; 

非化石可再生能源大发展，成为世界最大，占比提高，达到16%， （但化石能源绝对值还在提高）。

中国碳排放

在过去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讨论下新的国际局势。刚才讲的三点，第一，俄乌冲突，导致欧洲国家都在放弃低碳转型的目标。不是放弃低碳转型，但目标在发生调整。德国作为先进国家，恢复了煤电，核电站大概会至少保留一段时间，建不建新的还不一定；美国有所倒退。另外否定人类碳排放引起气候变化相关的声音又开始起来了。

新的国际局势与低碳发展？

俄乌冲突，能源危机，导致欧洲国家放弃或降低低碳目标；

美国保守派最高法院判决政府行政部门不得要求企业设定减排目标；

否定人类碳排放引起气候变化的声音又起。

讲一个问题，产品的价值和人们的信仰密切相关，就是你相信什么，这个相信的东西后面可能是物质的东西，一些物质的东西你相信它和不相信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市场。现在人民愿意为低碳买单，愿意搞绿色金融等等，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件事是好的，这件事有利于减排，有利于保护气候，这个东西就有了价值。人类为什么新能源能够发展，为什么能够投资，为什么能够买单，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件事是好事，有价值。

“信仰与价值”

人们（包括政府）是因为相信碳排放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才愿意为低碳技术埋单付费，有关产品才有价值； 

一些“证实”假说的现象与数据，以及“宣传”，提高了人们的“低碳信仰”，从而提高了低碳技术的价值;

“证伪学派”的宣传，能源危机的刺激，政府政策的调整，很可能导致人们的“低碳热情”的降温;

人们有可能用提高化石能源产量与供给的方法降低油价，而不是更多地去发展新能源；

----新能源技术、低碳技术可能面临降价的风险！

举个例子，去年圣诞节前后西方的媒体炒作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圣诞每家都要有圣诞树，圣诞树是砍真树好还是假树好？首先第一个直觉真树对低碳不好，但是假树是化学的，化学的是化石能源做的，本身就包含了碳。在中国做了这颗假树运到美国轮船还要排碳，你用假树5年才能够和假树碳足迹相当，而且用真树可以鼓励人们种树。大家读了这个什么感觉？有人买真树了。这时候如果再有一个企业说我做的是生物材料，我没用化石，大家更多买生物材料。总之化学塑料的树就不值钱了，价值就下降了。各位，这就是现象宣传理论的作用，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就去买低碳产品了，是有作用的。

刚才说总有两派争议，能源危机的刺激、政府政策的一定调整可能导致人民低碳热情的下降，这是现在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大家说现在油价那么高，一定会让大家更多用新能源，我说这个不一定，很可能回过头大家更多生产传统能源，用更多的开采增加供给，压低传统能源的价格，不用转型，大家还解决了能源危机。现在油价高对我们现在的新能源车、新能源技术市场扩张有近期的好处。但是如果能源生产一下子上来，供给一下子提高，市场可能会逆转，人们用传统能源不用转换，包括各种设备不用转换，就可能出现这些问题。

所以现在有一个可能，新能源的热情低碳转型的信仰可能发生变化，怎么办？经济学怎么建议？回到经济学。第一，到我们中国人高举低碳大旗的时候。特朗普说低碳问题是中国人下的套，中国人想以此来不让美国再伟大；发展中国家说这是发达国家给我们设的套，双方都有这个阴谋论。我们不说阴谋，我们说阳谋，我们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包括太阳能、风电、智能汽车等等，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一定领域具有领先地位，我们要高举大旗，我们要积极推动这件事情，这是我们的利益。大家做金融的，做企业的不能让低碳热情削减，政府也好、金融界也好，我们要积极做事情。而且这件事不是无中生有，很多人在证实。

第二，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展利用“无悔减排”的概念，什么叫“无悔减排”？你做减排不光导致碳排放下降，同时带来了收益。比如说提高能源效率，不仅清洁了空气，而且能够提高利润，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提高了利润。即使这件事被人证明没这回事儿，没碳排放和气候变化这件事你也不悔，因为你赚了利润了，你有副产品，也许不能完全弥补你的支出，即使你后面被证明是假的，你后悔也好，但因为有“副产品”提供额外的价值，所以主要目标无效，也不会后悔。所以“无悔减排”我们先做有副产品的，使我们可以获益的事情。

清洁能源这件事情有一个重大的“无悔减排”的可能性，在于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新能源，可再生的新能源，太阳能、风电、潮汐、储能技术等等，所有的都使我们更加直接的利用太阳能，我不是技术专家，这些很多老技术专家可以论证这件事情。我们过去用石油、煤、天然气，经过历史的长河，多少万年太阳能变成植物，动物吃了植物，植物本来在地下，动物在地下，于是有了能源。这是现在的假说，大家说煤可不是假说，那是树的痕迹，我们暂且不去讨论。

经过了那么个周折我们再挖出来，结果太阳能的利用转化率是1%，而直接用太阳能、风能、潮汐这都是当时太阳能的结果。现在的转化率可以到30-40%，在产业当中可以到20%多。人类能源的来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效率更高，更加清洁，这是最终我们这一代还看不到，也许下一代会发现人类的投资是非常划算的，不仅清洁了空气，还为后人带来了福利，这是最大的“无悔减排”，这也是一种理论的传播。

经济学如何建议？

作为在新能源领域具备一定领先优势的中国，应该继续大力推行低碳转型的理念；

扩展利用“无悔减排”的概念: 新能源不仅清洁，而且是更加直接地利用太阳能的方式，能量转化效率更高，将可能是人类最大效果的“无悔行动”（即因为有“副产品”提供额外的价值，所以主要目标无效，也不会后悔）。

用这些理论我们来进一步推动低碳转型的发展，推动低碳技术的利用，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到我们的低碳项目去，投资到新能源项目，使我们有一定优势的产业、一定优势的技术能够为中国下一轮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已经成了中国人现在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件事情，不仅是我们自己做好项目，而且要把这些理念，低碳的理念、绿色的理念更好的发挥，才能使人民的低碳信仰得以巩固，可以使我们的产业得以发展。

我就讲这些，仅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

嘉宾介绍

樊纲

经济学博士，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92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至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6年起创办国民经济研究所；2006-2010年、2015-2018两次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曾多次被世界银行、国际经合组织（OECD）、亚洲开发银行等聘为研究顾问。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2010年被加拿大皇家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05、2008、2010年，樊纲连续三次被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英国《观点》杂志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和“世界100位思想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