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遇到难事，读读党史

何帆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

 

 

一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让很多人很揪心。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

 

 

疫区的生活受到影响，经济差不多被按下了暂停键，一线的医护人员和基层干部人仰马翻，舆情反弹令人堪忧。更不用说看不见的长期影响：那么多孩子被迫上网课，对他们的身心成长会有诸多影响；居家隔离之后，生育率很可能会进一步降低。

 

 

疫情防控，难，而且不是一般地难。

 

 

我有个心得：遇到难事，读读党史，读读军史，可以找到很多灵感。

 

 

二

 

 

跟很多外行的看法相反，我党很少会特别教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极为灵活。很简单，党经历的都是生死存亡的考验，可没有太多的容错空间。一招不慎，全盘皆输，自然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且，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我党的学习能力超强。

 

 

举个例子。抗日战争期间，我党的主要打法是游击战。为啥？因为很难跟日军硬碰硬，武器装备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所以，最优的打法就是化整为零，深入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拔钉子，抓舌头，不断地削弱敌人，壮大自己。

 

 

那到了解放战争呢？打法就变了。我们很快就跟国军正面交锋。国军的优势是擅长阵地战，一到村里就挖工事。游击战那套打法就不灵了。一开始，我军战士还摸不着北。比如，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基层指战员经常被敌人打死。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意识，居然会站在阵地前沿，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一下子就被敌方的狙击手击毙了。

 

 

可是，我军的学习能力很强。每次打完仗，各部队都要复盘。敌人的优缺点，我方的优缺点，一一列明，马上改进。很多土办法都被搞出来了。比如，我军弹药不足，没有大炮，就挖战壕，挖到离敌人阵地最近的地方，朝敌人扔手榴弹。你在电视剧《亮剑》里，就能看到这个桥段。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主要的打法从游击战变成了运动战。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都是大部队长途奔袭，协同作战，这种打法，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我军还有个传统，就是只打歼灭战，不打消耗战。这个传统源远流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讲过，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

 

 

如果是歼灭战，那就要把敌人整建制地灭了。好处是敌人难以重新补充兵力，就算是抓来了壮丁，也无将可带，无老兵可带，不可能有战斗力。那如果是消耗战呢？虽然也给敌军带来了损失，但其根基未动，随时都能补充兵力，发动反扑。这么打，就没意思了。

 

 

怎么打歼灭战？一定是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如果无法集中优势兵力，就没有办法围歼敌人。如果不能速战速决，敌方的援兵一到，就得果断撤下战场，寻找新的战机。否则，胶着在一起，就变成了一场令人绝望的消耗战。

 

 

三

 

 

这些革命传统，可以举一反三。

 

 

启发一：随着局势的变化，打法也要改变。

 

 

从2020年到2021年，抗疫的打法是全面防疫，结果是大获全胜。中国最早复工复产，新冠病例随时动态清零。

 

 

自2022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主要毒株变为奥密克戎变种。这个变种狡猾多了，虽然毒性有所减弱，但其实并不弱，依然会带来不可忽视的健康威胁。更麻烦的是，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能力大大提高，跟最早的新冠病毒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于是，早已躺平的欧美国家也好，半躺着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好，支棱着的日本、韩国也好，号称“模范生”的新加坡也好，纷纷主动或被动地破防。这就更麻烦了，中国变成了被海水包围的一块洼地，堤坝上哪怕有一道缝，都有可能引发海水倒灌。

 

 

要是还想用全面防疫的打法，那就几乎只剩下一条有效的清零方式：某时某地一旦发现几例或十几例社区传播案例，就需要立刻采取包括部分封城、普测核酸等战时手段。可是，这样频繁地使用全城普测、限制人员流动、关闭线下商业等方式强力管控，不可避免地会对居民生活和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巨大影响。

 

 

全面防疫战略引发物流中断、大规模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与原材料价格上涨、资本外流、贸易摩擦等因素叠加，加剧了经济下行风险。经济下滑带来诸多次生社会问题，如员工失业、新毕业大学生就业困难等，需要引起足够警惕。

 

 

随着局势的变化，打法也要改变。在防疫的新阶段，应该从全面防疫转向更考验执政党耐心和决心的定向攻坚。

 

 

启发二：只打歼灭战，不打消耗战。

 

 

歼灭战，就是要集中优势兵力，也就是要把好钢都用在刀刃上。那在疫情防控的时候，哪些群体是最需要得到关注的？当然是社会中一部分更容易被新冠疫情所影响的弱势群体，特别是老年人、残疾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等。这部分人群数量庞大，社会关注度高，能否切实满足其医疗和生活需求，关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疫情防控目标的实现。

 

 

可是，如果还是全面防疫，这些弱势群体的特殊的医疗和生活需要就很难被妥善照顾到。有些干部将动态清零僵化地理解为绝对清零、持续清零，搞的是“大水漫灌”的运动式防疫。于是，新冠防控变成了高烈度、全民性的消耗战，医护人员和基层干部的储备资源长期处于紧绷和耗竭的状态。我方疲于奔命，敌情瞬息万变，仍然这么打，有可能出现局部意外溃坝、丧失防控主动权的结局。

 

 

从全面防疫转为定向攻坚，就是不打消耗战，只打歼灭战。把防疫的社会资源和医疗资源用在刀刃上，特别是向老年人、残疾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等弱势人群倾斜，为他们打造疫苗接种、慢病就医、隔离照护、生活保障方面的绿色通道和生命通道。

 

 

比如，要提高老年人、残疾人、慢病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这才能切实保护弱势人群对新冠病毒感染的抵抗能力，降低重症和死亡数量。

 

 

比如，对于这部分人群的就医需求，各地不得以核酸证明等理由阻止就医，但可通过2~3次抗原快速筛查等手段快速排查，分类就医。

 

 

比如，社区为独居老年、残疾人和慢性病患者群体建档，当出现因疫情管控引起的物资短缺的情况时，要优先保障这部分人群的基本生活物资。

 

 

四

 

 

政策决策，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

 

 

有人说，决策要以科学为依据。这个很难。一个问题问十个专家，十个专家可能会有十一种不同的看法。至少有一个专家讲着讲着，观点就变了。领导又不是每个领域里最在行的专家，你让他听谁的。所以，科学是决策的参考，但科学代表不了决策。

 

 

有人说，决策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这要看啥时候。抗疫这么重要的事，就算是有人心里有小九九，谁敢在节骨眼上对着干。执政党自然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影响政策决策的一个重要变量，其实是集体记忆。一个组织曾经经历过什么挫折，就会对类似的事件特别在意。粮食安全，中国特别重视。通货膨胀，中国特别重视。这都是因为曾经有过教训。

 

 

这个集体记忆，藏在党史里，也藏在军史里。历史是一座宝藏，就看我们是否用心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