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剑平认为,金融去杠杆会造成整个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未来的10年是我们最最关键的10年。
作者: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 范剑平
以下为观点全文
中国现在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仍然保持高速增长。从中国来讲,我们这几年的增长速度是非常高的,从十八大以来的四年,中国GDP增长年均7.2%,而同期世界GDP增长2.6%,发展中国家增长4%。所以对中国来讲在高速增长阶段以后又有了一段中高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在未来从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来讲,中国已经不大可能再保持高速增长了。
现代化分成4个阶段,如果把它划分不是用人均GDP,而是用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NI来划分。GDP是以国际线为界,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在中国企业、居民,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所有居民创造的成果都是GDP。而国民总收入是一个国际的概念,必须是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居民、中国的政府,无论在境内还是在境外,所有经济活动创造的成果都是GNI。
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NI在1045美元以下,这是现代化第一个阶段,也是低收入阶段,也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起飞阶段。1046到4125美元是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中等偏下收入的阶段。这个阶段很重要,因为它是每个国家的高速增长期。4126到12735美元到了现代化第三个阶段,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而这个阶段就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中国目前就处在第三个阶段。2016年中国的人均GNI是8260美元。12736美元以上到了现代化第四个阶段高收入阶段,只有到这个阶段才算实现现代化。但到了这个阶段增长速度会进一步回归到低速增长。
中国从现代化阶段的划分来讲已经到了中速增长阶段。我们也没有必要保高速增长,我们过去保增长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就业,但是现在就业状况非常好,与5%的自然生育相比,2017年已经连续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5%。说明我们现在还有一点劳动力紧张、工资上涨过快的问题。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使中国年轻人的数量越来越减少,中国历史上年轻人数量最多的时候是我们的80后,80后有2.28亿人,90后只有1.75亿人,比80后减少23%-24%,00后只有1.45亿人,比80后减少36%。这样的变化使得中国最近两年的劳动力供需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2011年之前中国每年满16岁年轻人的数量会大于这一年到退休年龄的老人。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每年劳动力供给总量会比上一年净增加几百万人。但是独生子女政策每年16岁年轻人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减少,老龄化到退休年龄的老人比一年增多。2012年劳动力总量比上一年净减少345万,从2012年开始后面的五年劳动力总量已经减少了将近1800万人,未来三五十年中国、美国都将减少几百万的劳动力。
所以对中国来讲我们现在不是劳动力供过于求,而是劳动力供不应求。过去我们是找工作难,现在已经变成招工难。由于中国的产业结构没有升级上去,现在招工最难的是农民工、保姆、医院护工。北京有一个单位3000块钱想招一个农民工,农民工就说3000块钱还想招农民工,招个大学生还差不多。每年现在大学生新供给量是农民工的3倍多。这就是我们的新国情。
为了保就业而保增长,我们也没有必要,从发展阶段来讲也没有可能来保高速增长。《党的十九大》报告果断的选择追求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中国未来要解决人口劳动力的问题,可以延长退休年龄,也可以鼓励年轻人多生孩子,但更重要的是要开发我们的人口质量。中国现在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寿命在世界上的排名远远高于人均GDP的排名。
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使中国人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的很快,甚至大学生的普及率已经高于法国、瑞士和挪威了。如果我们产业结构不升级上去,劳动力成本跟越南、柬埔寨比就越不行,因为你是越南的3倍、柬埔寨的5倍。但是产业结构升级上去,从西门子和华为的比较来看,华为工程师一年要2750个小时,西门子说他们的工程师一年才干1300-1400小时。所以摊到每小时的时间成本在2004年的时候,华为是西门子的1/12,2015年是1/10。所以相比发达国家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将来工程师红利使我们国家的制造业在国际竞争力的人工成本上面还有很大的质量优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再也不能像前几年那样,为了保持高速增长,用金融加杠杆的办法,如果说前些年中国经济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从根上来讲两大问题:第一,钱印的太多;第二,钱去的不是地方。由于是有两个地方不该去,一是大量资金给了国有企业,还有就是大量资金跑到了房地产上。房地产表面上可以拉动GDP的高增长,但是未来对中国经济来讲后患无穷。因为中国年轻人数量一年比一年减少,我们应该造个房子慢慢减少才对,但最近几年我们造房子,房地产的竣工量仍然保持着正增长,而且正增长的幅度还不小,但是房子居然还不够卖。因为房子买来不是住,而是有人炒作。
所以过多的房贷和开发贷流动房地产的结果,就是使房地产出现了泡沫。去年9月份党中央正式给房地产扣上了泡沫的帽子。2016年中国一年放房贷5.6万亿,2014年和2015年加起来不到5万亿,2016年一年加起来就5.6万亿。2017年的上半年房贷仍然增长35%,在所有金融贷款中增幅是最高的,前三季度增幅还在26.2%,这样大量的资金流入房地产很显然并不是真实的需求。开发商觉得现在市场库存小,房价又在涨,非常乐观,但是这种靠炒房带来的虚假环境,最终由于房地产过剩,房地产规模越来越大将来会有隐患。
所以从整个国家来讲,十九大以后要引导资金回流实体经济,而且这个资金要把房地产炒作资金来源斩断,从根上来讲就必须要忍耐一段经济增速的调整。说金融去杠杆,不付出一些速度的代价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惯性,2018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仍然可以保持6.5%左右,这个真正的考验可能要到2019年以后才会来到。但是就中国来讲,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绝对水平虽然并不高,但是杠杆率上升的速度太快了。按最近几年的上升速度,不几年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水平会和美国、日本一样高。中国就此打住,控制房地产泡沫不再扩大。虽然我们现在有部分城市的房子已经过剩,但是未来消化它,我们还有时间和空间。
中国,我们到日本房地产泡沫崩盘的时候,城市化率水平达到了75%。中国目前以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水平是57%,所以在未来的10多年,我们还有大量农村人口要流入城市,城市间的人口还要重新分布。所以通过这些人口的流动,慢慢地可以把房子消化掉。中国是2011年城镇家庭有多少户,不算房改后的商品房,总共有多少套数?2011年1:1,2016年达到1:1.1,已经过剩了10%的房子,但是这些房子主要处在三四线城市,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由于大量年轻人流入,现在达不到1:1。但是这个空间未来也要更多用政府提供的公租房来满足,而不是再像过去那样更多的靠房价上涨拉动,让居民买房来解决。对中国来讲,前几年不切实际的用金融加杠杆,追求高增长,代价很大。美国、英国,金融业如此发达的国家,金融业创造的GDP不过占全部GDP的7%,2016年中国金融业创造的GDP占全部GDP的8.4%。我们说,这不是真正的金融业发达,恐怕是金融业的虚胖。
下一步,从整个中国经济来讲,金融去杠杆会造成整个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从整个国家来讲,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中国是“铺摊子”,未来30多年中国是“上台阶”,主要是要让中国有低成本优势的廉价要素驱动型,向科技创新驱动型转变。一个国家靠低成本优势,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不难,二战以后全世界有116个国家由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但是这116个国家当中,只有13个国家,即使加上中国的台湾、香港,也只有15个经济体,进一步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经济体,其中最主要的是实现了增加动力的新旧转换,科技发达,金融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支柱。
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科技创新转型投入不足,资金大量去搞房地产,但就是不愿意搞科技创新。在17年前,党中央国务院制定过一个中国经济转型的规划,当时提出2020年,中国要成为一个科技创新型国家,按照国际标准,企业用于科技研发的支出,占GDP的比重要达到2.5%以上。当时我们倒过来推,2010年“十一五”规划结束的时候,这个指标要达到2%,2015年“十二五”规划结束的时候要达到2.2%,非常遗憾,“十一五”没有完成,“十二五”又没有完成任务。连续十几年,应该往科技创新投资的钱都没有投够,而这十几年,又是中国流动性泛滥的十几年。
对中国来讲,留给我们转型的时间窗口期其实并不多了。因为其它国家老龄化到来的时候,现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他们都是“先富后老”,英国65岁老人达到总人口7%的时候,英国的人均GNI是22000多美元。国际标准,必须高于12736美元才算“富起来”,英国是先富后老。日本65岁老人达到总人口7%的时候,是15000多美元,韩国是12778美元,仅比12736美元高了几十美元,也是“先富后老”,中国是2000年中国老龄化达到7%,但是我们当时只有1128美元,这是典型的“未富先老”,2016年我们也只有8260美元,对中国来讲,中国将在2027年人口老龄化会达到14%。如果说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是老龄化,还是“化”的过程中,如果达到14%,就不是“化”,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龄社会、老龄国家。中国2027年会达到14%,而中国在2047年会达到21%,变成一个超老龄社会。2017年剩下最后二十几天了,到2027年,中国就剩10年的时间,如果中国可以把房地产泡沫控制住,资金更多的转向新兴产业、转向科技创新,中国大概可以在2025年人均GNI超过12736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到那个时候,中国的GDP也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如果我们在2027年之前不能达到这一步,继续靠炒房子过日子,2027年之后,谁也帮不了你,日本房地产崩盘这样的情况就会发生。但日本是先富后老,如果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是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情况下掉进去的,就更可怕了。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未来的10年是我们最最关键的10年。从中国来讲,我们相信党中央对于十九大以后的经济部署,一定会很好的得到贯彻落实。其中,经济的转型必然会带来各种风险。其中有一个风险是靠金融机构,通过相对应的金融工具帮助他们防范风险、控制风险,这就是期货行业在未来结构大调整中将会大有用武之地。从中国结构升级以后的未来前景来看,不仅中国的经济“量”会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质量”的提高,包括风险控制能力的提高,都会使我们充满乐观。
来源:和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