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2013年3月24日，北京钓鱼台一年一度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发言，使许多听众和研究者由衷地感叹：太精彩了！
我是楼部长领导下的财政部科研机构中的研究人员，在以下属身份评论部门领导演讲这种事情上，本应避嫌推辞——实话实说，过去还真是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但这一次不仅深感《中国新闻周刊》感情难却，自己也确有感触，所以愿在此应约以纯粹研究者的定位，试作一些评论。
一、高屋建瓴统观全局的战略思维与“中国抉择”
楼继伟部长发言的主题是“包容性增长中的财税改革”——乍看是落在财税改革的讨论上，大前提却是与“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意旨相通的“包容性增长”，这是一个由亚洲开发银行首先提出、已在我国领导高层获明确肯定、学界也对之探讨了若干年的大概念，属于全局战略命题。我过去常讲，财政是服务于全局的“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要认识好、处理财政问题，首先要“跳出财政看财政”。在这个意义上直率地说，财政部门的领导，首先必须具备统观全局的高水平的战略思维，而楼继伟部长在离开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岗位五年多之后，重回财政部并出任财长之际，正是在这个“首次演讲”中，以清晰的思路、宽宏的眼界、明快有力的逻辑、深入浅出的观点，令人信服地展现了他久已为人称道的“学者型官员”的战略思维：面对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民生福祉、“中国梦”可否成真的历史性考验，中国应在实现现代化“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路径上，作出何种理性抉择？
楼部长在把包容性增长“不发散”地清晰界定为“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地区，惠及所有的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之后，直奔存在异议、“每人心目中不同”的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途径问题。他首先点明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也是和政府税收、预算安排所体现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如何正确设计息息相关的前置问题。随后，楼部长列举出三种较有代表性的关于增长途径抉择的认识理解：一是以高财政收入占比，支持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再分配，追求“结果的公平”，这会导致压缩市场作用、就业不足和人民奋斗意识不足，幸福感并不见得高而经济增长率较低；二是政府更多关注发展机会的创造、鼓励人人奋斗，在市场中谋求发展而国家适当提取财政收入和实施适当的再分配，其结果会是就业充分、人民幸福感强、经济增长率高；三是国家走低税收、高支出、高福利之路，扩大赤字和债务，个人付出较少努力享受更多福利，结果会是最后靠通货膨胀取“平衡”，实际上使低收入人群和地区更为困难，陷入恶性循环和中等收入陷阱。对这三种理解代表的三种抉择，楼部长鲜明指出：第二种理解是实现包容式增长的可持续的正确道路，遗憾的是第一种和第三种理解却“总是很有市场”，颇得拥护，其后的多种原因简要地可指出政府部门对自身“干预能力”的过分自信和社会公众的大多数虽认同机会公平，但遇到了实际机会不均等的情况，使想少付出、多享受福利的人，比重上升，并且舆论环境也会恶化。他随后的一段话概括得非常简洁、到位：“第一和第三是不归之路，我们并不是没有滑向这些歧途的可能性。第二条是艰巨的改革之路，也是走向包容性增长之路，中国正在力争摆脱滑向第一、第三的可能，力争走第二条路”。
过去我在讨论至今仍不断有人提及的“中国模式”问题时，曾表示对“模式”这个用语的不认同：中国当下进行中的转轨进程，与“模式”这一概念必然内含的相对稳定和相对规范状态相比，显然还相距甚远，我们面临的真问题，其实是在改革开放的“中国道路”上，仍无法回避地作出的“中国抉择”问题——楼部长这次演讲中所归纳的“三取一”的明快论断和份量厚重的表态，所涉及的，不正是从当下至远景的理性“中国抉择”的战略取向吗？
二、“政府万能”幻觉终归虚妄，“福利赶超”过程难在戒急
为什么只有选择第二条路才是可持续的正确道路？这固然可以从正面给出不少分析论证，但在这里，我们不妨先着重审视一下第一、第三两条路为何不可持续的基本道理。
大政府、高财政收入占比、过度注重结果均平的第一条路，哲理层面属于陷入“政府万能幻觉”的歧路，是把政府调控看得总是有理和有效，形成资源高集中度和对微观经济活动施加十分强力、极为迅速的反应，正如楼部长所说，这里的实质是不相信市场自身的修复能力，而引出的苦果是干预措施往往适得其反，制造波动，压缩市场作用换来的是活力低，使就业率、增长率也走低。这个方向上的实证表现，我们可以从传统体制的“高度集中”弊端窒息活力、放大宏观决策失误的痛苦教训，和转轨中反复表现的种种“政府万能”幻觉的负效应来认知，所以，对这一取向的虚妄性质，我们仍必须作出深刻的反省，哪怕在表象上，这条途径的支持者多么正面地强调其带来的“结果的公平化”，实际上其误置的政府总是强于市场的内在逻辑，必然毁坏发展中的活力基础，无法为人民带来可持续的幸福水平的提升。
而高赤字、高举债、高福利的第三条路，理论考察是直接违反了财政分配的“三元悖论制约”，实证考察则前有一些拉美国家由“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一蹶不振几十年的前车之鉴，近有欧债危机中一些南欧国家在欧元保护伞撑不住后险象环生经济社会滑落于紊乱动荡的重蹈覆辄，代价和教训可称惨痛。但直言不讳地说，这一倾向在当下的中国，却随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矛盾凸显而露出端倪且往往披上了“民意外衣”；如以改善民生的导向为标榜而不讲其基本、非基本之别和理性程度，提到民生就好像站在道德高地上而忽视其满足条件的匹配与渐进，在不少民生政策上已带有楼部长直言的“制度不完善，没有约束”的特征——在这后面，隐含着“吊高民众胃口而不持续”之忧患，但在政治家的定位上，却往往自然而然、有意无意地回避捅破这层窗户纸，有关部门也常常由于不肯做得罪人的表态、甚至是只想得到叫好之声，而对与之相关的艰巨的配套改革与管理难题拖而不议、议而不决。楼部长在援引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原则之后，十分生动、坦率地说：“我们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我们制度中有很多这样的问题”，这可谓是以财长的权威，把不少有识之士心知肚明但只敢在私下讨论之事，公之于庙堂之上，出以公心而匡扶理性。
应当说，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动力源泉和“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生产目的看，伴随我国“三步走”现代化赶超战略的实施而追求民众的“福利赶超”，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一项巨大挑战却是：人民群众对福利改善的预期被进一步激活和加速之后，却极易超前于政府可调动资源（包括通过深化改革增加制度机制支撑力）来提供有效供给的现实能力，其危险，便是民众与当局在一段时间内，“改善民生”取向可能有蜜月般的互相呼应、互相激励，而一旦后劲跟不上，“福利赶超”就会很快从云端跌落尘埃，而跟着跌下来的，可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社会发展势头顿失——一旦如此，在中等收入阶段痛失好局后想再重拾升势，经验证明难上加难。遗憾的是，在此中等收入阶段，政策环境、制度建设、社会正义机制都还不大到位的情境下，民众“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压力，是很容易逼迫当局实施超越客观、帮助懒人的“福利赶超”的。在这个视角上说，后发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改善民生福利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方面，就是“戒急”之难，不能戒急，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之危。我们亟需对此形成清醒的认识，理性地引导舆论来讲清“减税、严控债务和大举提升福利三者不可能一并兼得”的基本道理。
第一条路和第三条路，取向形似不同，但在轻视市场作用而夸大政府调控作为方面，却殊途同归，不论是偏于高税—平均主义，还是偏于低税—福利主义，都无法形成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增长，都会归于“不归”之歧路、死路——我感到楼部长把这一重大问题的道理，振聋发聩般地讲明了。
三、财税服务全局的理性大前提：“真正让市场起作用”
既然我们应力求避免的前述两条歧路，偏差都是轻视市场，那么回到十八大报告和全国人大刚刚通过的《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所强调的核心问题上来，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与社会、公权机构与公民、中央与地方、局部与全局、短期与长远等关系，以“真正让市场起作用”为大前提，处理好以财税分配服务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深化改革、优化政策事项。楼部长在列举了一系列关联财政背景或实为财政问题的热点之后，强调了要把创造机会均等、维护社会正义，放在最为突出的位置，既加快财税自身的改革，又积极支持配合相关改革，着重建立机制、促进包容的基本思路，并上联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正面处理的改革顶层设计与部署。
我深信，我国新财长首次演讲所宣示、阐释的理性洞见，将成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在十八大后开创改革新局的宝贵的“正能量”。
来源：贾康学术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