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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生:我们将进入与通货膨胀长期相伴的新时期

浏览次数:620次      更新时间:2022-11-25 21:40:38

*网易财经智库原创文章转载需经授权,本文不构成投资决策。

张燕生(中国国际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60s要点速读:

1、今年以来全球主要国家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又回来了,那它是短期的回归还是中期的回归,还是长期回归呢?对于当前的通货膨胀回来了,我的看法是,可能我们将进入一个与通货膨胀长期相伴的新时期。

2、美国经济下一步的前景是什么?从目前的情况看,最坏的情况可能就是一般性衰退,不会陷入严重衰退,甚至大萧条。但各种矛盾叠加,陷入冲突对抗陷阱的风险在显著持续上升。

3、总体来讲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全球化陷入了停滞,我不说倒退,倒退太悲观,全球化陷入停滞,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未来的新型全球化前行主要靠市场的力量、企业的力量、民众的力量推动,

正文:

关于当前美国、欧洲等为代表的全球性通胀,我问了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30多年通货膨胀消失了?自1979年世界主要国家采取严格反通胀宏观政策以来,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等全球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一步一步趋近于零,这些国家的政策实际利率也是一步一步趋近于零,甚至是出现了负利率。

从长周期看,1979年以来到2008年这一段时期全球经济增长率也比较高。尤其1990至2008年,世界进入超级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在这一时期,一方面,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创新驱动形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另一方面,全球失衡矛盾逐步积累、主要国家内部两极分化日趋严重造就了全球化受损者阵营、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化日益严重,最后在2008年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在这一时期,我们经历了30多年低通胀、低利率、高增长、不平衡的世界经济环境。

第二个问题,全球通货膨胀为什么又回来了?如果以2008年的危机作为上一阶段的收官结束,2009年则开始了新阶段的起步开局。一个重要变化是从2009年一直到现在,全球宏观政策从严格反通胀转向了扩张型政策组合,从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到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再到未来中美竞争博弈,宏观政策从严格反通胀转向与通胀相伴是一个重要变化。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全球化停滞、全球贸易投资减速、全球供应链收缩分化。贸易、金融、生产和市场全球化平抑全球通胀水平,全球化停滞和老龄化社会释放全球通胀压力,是一个新变化。还有一个变化是大国冲突。俄乌冲突引发能力和粮食危机风险,抬高了大宗商品一般价格水平。中美博弈失去了对冲风险的重要防火墙。危机以来全球性量化宽松,美国量宽、欧洲量宽、日本早就量宽,但是,你会发现全球性量化宽松并没有带来全球性通货膨胀,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等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国家吸纳了全球流动性,而大国冲突释放了通胀压力。

第三个问题,今年以来全球主要国家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又回来了,那它是短期的回归还是中期的回归,还是长期回归呢?如果是长期回归,对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方方面面的影响是什么,应当如何把握其机遇化解其挑战?我问了自己这样三个问题。对于当前的通货膨胀回来了,我的看法是,可能我们将进入一个与通货膨胀长期相伴的新时期。

这个新时期会不会是一个高通胀、高利率、低增长和激烈冲突动荡的时期呢?美国现在面临反通胀压力,我们想知道的是,美国今后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扩大型的还是紧缩型的,或紧货币、松财政等其他宏观政策组合?

如果美国宏观政策总取向是扩张型,那么,与1979年以来严格反通胀的宏观政策不同,控制通胀并不是其第一目标,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以后,它可能是一个次要目标。也就是说,美国实际上不愿意为控制通胀付出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它可能在加息缩表反通胀和扩大公共投资保增长之间做出某种战略权衡,公共支出方面总体是扩张型的。例如,支持俄乌冲突扩大能源危机,美国需要增加军费和各种开支;美国推动印太战略,需要增加军费和各种开支;缩小美国与中国各种基础设施差距,美国下一步亟待扩大基础设施更新,需要大规模增加开支;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等科技竞争,美国也会大规模的增加科学技术研发的投资。美国国内矛盾尖锐种族阶层对立严重,在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亟待增加公共开支。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增加开支还不是一点半点,有可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资源要素的巨额投入。公共投资的增加,那美国的钱从哪儿来呢?它就得印钞票,印钞票就会引起通胀,引起通胀就会对全球开征通货膨胀税,全球陷入通货膨胀水深火热,但美国却可以独善其身使其再次伟大。我的货币、你的问题,世界有其他选择吗?如果俄乌冲突,最终严重创伤了俄罗斯和欧盟,如果美国在亚太地区挑起事端, 最终会重创这个地区的大国中日韩,如果三足鼎立的国际格局最终是单极独霸,国际社会还能有储备货币多元化、数字货币等其他选择吗?

美国这一轮通胀是长期性的周期性的,像波浪一样,一浪接一浪地过来。这一轮的通胀,9.1可能是一个高点了,下一步会不会出现第二波、第三波,每一次都有各自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损益承受者,那么,谁来制衡全球权力,谁来维护全球公平、谁来协调全球失衡?

从目前看美国陷入经济萧条的可能性并不大,美国是得手的,只有失手才会陷入大萧条。像过去的三年,美国投入了六七万亿美元的公共开支刺激经济,所以后面美国的经济恢复应该还是不错的。我们能看到,在新冠冲击下,美国的需求和就业数据还是不错的,其代价就是通胀飙升。

美国经济下一步的前景是什么?它控制通货膨胀会不会像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讲的,有能力实现软着陆,还是像市场预期的那样,美国经济将陷入一般性的衰退还是严重性的衰退。从目前的情况看,最坏的情况可能就是一般性衰退,不会陷入严重衰退,甚至大萧条。但各种矛盾叠加,陷入冲突对抗陷阱的风险在显著持续上升。

目前美国经济不会陷入严重衰退的原因是,美国加息是有限度的,它是嘴上喊得很凶,一旦发现经济不对、就业不对,就会降息,所以陷入深度衰退的可能性不大。另外,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门和货币部门,不会把反通胀真正当成头号目标,增加公共投资保增长、保民生、保霸权才是头号目标,实现美国再次伟大才是头号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轮美国的反通胀和1979年那一轮的反通胀并不是同一个故事。1979年反通胀是非反不可,是需要走出积累了几十年的经济滞胀、通胀失控,那次反通胀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

1975年到1983年,八年的严格反通胀才把美国的通胀率控制在4%,政策利率提高了接近13个百分点,失业率在70年初期的最高点还上升了6个百分点,美国成功控制住通胀,使美国经济进入到一个让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让创新成为增长动力、让全球化成为新发展环境的宏观政策的新时代。然而这个新时代,资本的驱动使美国经历了90年代的科技泡沫、00年代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最终陷入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科技泡沫化的金融危机。但这一次恐怕不是这样的。这次通胀,在此之前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通缩,因此通胀不是它的主要问题。当前的反通胀更多是为了民众支持以及政治大选上的需要。增加公共投资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反通胀并不是它真正首要的目标。

通胀对欧洲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天然气价格飙升。北溪1号2号爆炸以后,天然气基本上断供了。在断供之前天然气的价格已经涨了十几倍了,断供以后怎么办?欧洲的这场能源危机会严重影响民生,影响欧洲高耗能产业,影响制造业和服务经济,欧洲是目前最应该担心的。

总体来讲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全球化陷入了停滞,我不说倒退,倒退太悲观,全球化陷入停滞,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未来的新型全球化前行主要靠市场的力量、企业的力量、民众的力量推动,其开放规模和推动力会大打折扣。二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将陷入四分五裂状况,过去国际工序分工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未来可能形成中美各自为中心的两个平行的产业体系。未来中国将是一个普通市场销售地,还是蒸蒸日上的开放合作的新技术新产业新平台新业态的新动力源,关键在我能否做好自己的事情。1979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时代也结束了,世界主要国家普遍加强了对经济、对政治、对军事的干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

国家讲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的含义就是讲这个世界越来越像20世纪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如何“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如何“避免陷入冲突对抗的陷阱”,关键在我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是一个大变局的时代。

未来三十年对中国来讲,我觉得还是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还是在爬坡过坎的初级阶段,也就是在技术进步、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三个问题,优先级还是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

推动绿色发展一定是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在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提升的基础上,实现“双碳”目标。从国情出发实现共同富裕,一定是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共同富裕。这个关系我们希望能够形成共识。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一个是要把更高层次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创新型开放抓上去,一个是要把更高标准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抓上去,一个是要把更高水平商品服务资源要素等流动型开放抓上去,这三个工作要真抓实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