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景源："十四五"扩内需抓住新基建和城镇化

用以确立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未来五年目标和战略的“十四五”规划渐行渐近。



    10月26―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已经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而按照惯例，在五中全会闭幕后的几天里，就将发布五年规划建议稿的全文。目前，通览本次会议会后发表的6000余字公报，则可以提前了解到“十四五”规划建议的重点和核心。



    公报指出，“十四五”时期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公报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要求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公报还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十四五”期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当如何建立？为何选择内需作为战略基点？首提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地位，是否意味着中国就将减少国际的创新交流活动？



    针对这些问题，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姚景源强调，站在两个百年目标的交汇期，“十四五”规划面临的时代背景更为特殊，是一次承前启后的全新开局。在当前外部不确定性因素陡增的背景下，布局经济转型、扩大内需市场是一项现实选择和长期战略部署。



    淡化GDP指标



    时代周报：将2035年远景目标同“十四五”规划进行统一考虑，有哪些重要意义？



    姚景源：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中国已连续编制实施了十三个五年计划规划。“十一五”之前是计划，指令性的意味更浓，“十一五”之后是规划，更具指导意义。参照以往经验，五年规划内容上需要包含三大主要方面：其一，要充分体现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图；其二，对国土空间规划、生产力布局进行规划；其三，要进一步完善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重大要素间的比例关系。五年规划的作用，不仅是对政府职责的明确，同时也要引导市场主体围绕国家战略布局进行发展，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作出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的安排。



    站在两个百年目标的交汇期，“十四五”规划面临的时代背景更为特殊，是一次承前启后的全新开局。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十九大报告中则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分为两个阶段完成，其中一个就是2035年远景目标，因此将“十四五”规划，置于2035年远景目标中进行统筹探讨，是将中、长期发展目标衔接起来，统筹布局。



    从内容上看，“十四五”规划的指标体系将服务于2035年远景目标。例如，2035年的核心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十四五”规划对收入、科技创新等指标都有具体体现，为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时代周报：“十四五”期间我国将面对哪些国内外变化？发展机遇在哪里？



    姚景源：布局经济转型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和机遇之一。40年前的中国缺乏资本、技术和市场，国家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上，因此，当时的时代背景促进了“两头在外”的外贸产业迅速发展，国际大循环战略也为当时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样的经济结构也带来创新不足、对外依存度过高等问题。而当下，我国已经吸收了一定的国际先进技术，也积累了财富，在从外部因素上看，个别国家在高新技术上对我国进行打压，技术创新环境变差。



    因此，“十四五”时期，要坚持中国经济的产业转型，推动高科技企业发展，推动以资源、劳动力密集为主的企业转型到以科技推动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模式中。



    中国的机遇在于抓住内需市场。2020年后，中国即将拥有14亿实现全面小康的人，其中还有4亿人是中等收入群体，基本是美国和日本的人口总和。此外，中国的城镇化率也已经突破了60%，内需市场的潜力不言而喻。在国际逆全球化、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各国疫情的控制程度不同，外部市场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之下，扩大内需市场是“十四五”时期的工作重点。



    时代周报：梳理公报内容发现，上一个五年目标是要“中高速增长”，而本次公报未给接下来的五年设立具体目标，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增长目标要淡化GDP，转而强调中国经济的质量？



    姚景源： “十三五”规划开宗明义：“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强调的是速度。五中全会公报的表述则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说明中央已经意识到中国现在走到了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从“十四五”时期乃至到2035年，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发展，因此淡化GDP指标是一个重要体现。



    但淡化指标并非是完全没有指标，重要的是不要唯GDP论，应当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放在发展的首位，将关系民生福祉的指标进行重点制定和考量，例如，树立就业指标，保障民生和稳定内需；树立教育指标，为我国建立创新性国家输送人才；树立健康卫生指标，以本次疫情为契机，完善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保障国民的健康。此外还有养老、生态环境建设等相关指标。



    让国际与国内形成良性互补



    时代周报：全会提到，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你如何理解“双循环”？这将对“十四五”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姚景源：以经济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并非是应对国际上逆全球化潮流而被动采取的临时性举措，而是通过更深层次的改革，形成更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布局。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可以理解为，充分挖掘国内的市场和内需潜力，促进生产、流通和消费各环节在国内市场健康流通，以此为基础，充分运用国际分工和协作，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发展，让国内外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具体而言，在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等领域，鼓励创新发展，实现国内循环，同时利用起国内超大的内需市场，抵御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同时，以更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之中，让国际大循环与国内大循环形成良性互补的发展格局。



    时代周报：如何理解公报提出的“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与双循环是什么关系？



    姚景源：中国是在对外开放基础上，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发展。要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方面，要让各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先行先试，切实发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的作用。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精简负面清单，引进优秀的国际资本投资国内经济活动。



    要注意的是，外资来到中国是投资的，而不是扶贫的，中国的市场潜力是对国际资本的天然吸引力，政策上要剔除投机的热钱，而不是将国际投资拒之门外。



    构建强大内需市场



    时代周报：如何理解内需？应该如何扩大内需市场？



    姚景源： 扩大内需并非是个新词。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国就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近些年我国供给侧改革在去产能、去杠杆领域已经取得重要进展，而外部需求增速明显放缓，扩大内需的必要性日趋显现。



    内需可以理解为投资加消费。从投资角度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重要抓手，既有利于眼下创造国内需求，又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奠定基础。另一个重要抓手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目前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了60%，如果从现在开始，每年再增加一个百分点的话，到2035年中国基本可以达到75%―80%的城镇化率。而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大力气解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问题，为扩大内需提供重要的支撑点。



    从国内消费角度看，发展是第一要务，要让国民有钱花，敢花钱，内需市场才能发展起来。这就要求经济稳定发展，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以及房价高等问题。其次是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时代周报：提到内需，收入是绕不开的话题，2035年远景目标提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我们目前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姚景源：我预计，今年全年我国GDP增速可以达到2%。2019年，我国人均GDP是1万美元，那么今年我国的人均GDP将会突破1万美元，但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大致在3万美元水平，而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可以达到五六万美元甚至更高。



    差距就是增长潜力，中国拥有14亿人口，每增加1万美元的人均GDP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十四五”时期应当下大力气做工作，减少低收入人群，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不仅有利于扩大内需市场，同时保障了人民的福祉，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



    时代周报：如何理解“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姚景源：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多年，“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明显，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需要破除无效供给。目前还有一些低端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流通但却“无人问津”，应该被尽快淘汰，大力发展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高质量服务和商品，通过高质量的供给扩大内需市场。



    针对房地产，“十四五”期间要真正实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目前，房地产过度透支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同时也容易导致经济社会出现脱实向虚的问题，企业做实体经济干一年还不如卖几套房子。因此，要让房地产回归“住”的定位，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时代周报：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有哪些重要意义？你认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应该如何建设？



    姚景源：从本次公告内容可以看到，创新被放在了未来五年经济建设全局的核心地位，这与当前的世界正处在新一轮产业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新的科技革命下，中国必须要抓住机会。此外，目前中国产业链上出现的问题也与我国科技力量相对薄弱有关，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根本上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健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要激发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提升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实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同时要注意，科技自立自强并不意味着放弃开放合作，中国不能关起门来做科技创新，吸收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也要让中国的科技成果惠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