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毅夫看来，发展中国家对于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制度模式应该有更多自信，在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要找到最适合本国国情的路径，而不是亦步亦趋地照搬发达国家模式。
|作者：尹洁
“京巴狗和藏獒小时候的个头差不多，而且看起来也很像，但如果你养的是京巴，不管你多努力，都不可能把它养成一条大藏獒，但是，如果你把藏獒当作京巴来养，只喂食京巴的食物量，藏獒也可能长得像京巴那么大。所以，看准潜力非常重要。”
在讲到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潜力时，林毅夫时常引用这个调侃性的比喻。
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2%，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其他国家或地区，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维持如此高的增速。但西方唱衰中国的论调也从未停止过，几乎每年都以不同的理由出现，目前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没多少发展潜力了”。
“有人说中国过去40多年发展太快，是非常态，终归要向常态增长回归；有人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影响经济增速。他们认为我们会像德国、日本一样，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人均GDP达到1.4万美元后，GDP增速就会显著下滑，甚至只有3%—4%。”林毅夫说。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认为这些研究看似有说服力，其实并非如此。
不要低估中国的增长潜力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上，林毅夫在接受视频采访时表示，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不断创新，不断调整产业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他认为，中国现在具有两方面的优势。
一个是后来者优势。中国的收入水平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与欧美高收入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差距就代表潜力，就有很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机会，这样创新成本相对低，风险相对小。
另一个是换道超车优势。在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研发周期短的新经济方面，中国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并且拥有人力资本多、国内市场大、全世界配套最齐全的产业，具有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中国独角兽企业的数量近年来一直位居世界一二名就是例证。
“未来，在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结构转型方面，我们要利用好上面这两个优势。创新的同时兼顾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就可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林毅夫说。
数据显示，过去100多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常态增速是每年3%—3.5%，远低于中国和其他发展好的发展中国家。
林毅夫表示，这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与产业处于世界顶端，这就意味着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靠自己研发，投资非常大、风险非常高，取得突破的速度相对缓慢。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来者优势，则能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
“因此，中国的发展潜力不能仅看现在的收入水平有多高，而要看我们目前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技术差距还有多大，尤其是与美国的差距。”林毅夫说。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71年，德国人均GDP达到1.4万美元，是美国同期水平的72.4%；1975年，日本人均GDP达到1.4万美元，是美国同期水平的69.7%；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4万美元，只有美国同期水平的22.6%。相比之下，德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2.6%是在1946年，日本是在1956年，韩国是在1985年。
1946年—1962年，德国经济的平均增速是9.4%；1956年—1972年，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速是9.6%；1985年—2001年，韩国在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一年负增长的情况下，经济平均增速仍高达9.0%。
林毅夫表示，仅从这些历史数据看，从2019年算起，中国在之后的16年中应该会有大约9%的增长潜力。
当然，德、日、韩当时没有出现我国现在的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最大的影响是人口和劳动力不增长，德、日、韩在上述期间人口增长率分别为0.8%、1.0%、0.9%，由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6%、8.6%、8.1%。
“所以，即使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2035年之前，我国应该仍然有8%的年均增长潜力。另外，对于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问题，可以通过适当延迟退休年龄、提高劳动者教育水平和技能来给予缓解。”林毅夫说，“在8%的增长潜力基础上，考虑到未来必须解决环境、城乡差距、‘卡脖子’等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我认为中国未来15年实现年均6%左右的实际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按照这个预测，中国将在2025年之前成为高收入国家。目前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数量只占全球总人口的16%，如果中国跻身其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占比会增加一倍以上。
思路决定出路
在林毅夫看来，发展中国家对于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制度模式应该有更多自信，在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要找到最适合本国国情的路径，而不是亦步亦趋地照搬发达国家模式。
“发展中国家大多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普遍觉得学会发达国家的模式就可以富强，结果往往和预期差距很大。二战以后，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靠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或经验而成功的。中国经济崛起的方式则非常务实，先看自己有什么条件和优势，能做什么产业就做什么产业，而不是看西方什么强做什么，反而实现了从低端一步步升级。这就是思路决定出路。”林毅夫说。
中国的崛起也改变了世界经济乃至政治格局。林毅夫常举的一个例子与历史有关。
1900年，世界最强大的8个工业化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当时它们的GDP之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世界总量的50.4%。到了2000年，世界上仍然存在一个八国集团（G8），其GDP总和占世界的47%。也就是说，过了整整100年，世界最强的8个工业化国家的GDP比重仅仅下降了3.4%。发展中国家经历了三四代人，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
然而到了2018年，八国集团的GDP占全世界的比重已经下滑到34.7%，世界事务的主导力量也从八国集团变成了二十国集团（G20）。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对失去世界老大地位的焦虑，造成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局面，也给世界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则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实力的变化。
《环球人物》：疫情已经进入第三年，您认为中国经济今年会面临哪些主要困难？
林毅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讲得很清楚，中国经济面临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我觉得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在预期上面。需求收缩有相当大的外部因素我们控制不了，供给冲击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也有很多我们控制不了的因素，但市场预期的强弱是我们自己能掌握的。
中国经济还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不管是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发展空间都非常大。同时，中国的储蓄率占GDP的45%左右，政府负债率从全世界来看也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的投资资源还是相当充足的。只要市场有信心，投资就会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就能被创造出来，经济就能增长，家庭收入就会提高，消费也会随之增加。所以最关键的还是疫情管控，市场有了信心，再利用好资源和投资机会，稳增长的目标就能够实现。
·2022年2月，林毅夫在北京接受《环球人物》专访。（宋雨昕 / 摄）
《环球人物》：随着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全球经济格局会进一步发生什么变化？
林毅夫：首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我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进一步上升， 2019年，中国GDP总量是美国的67%，2020年达到70%，2021年增加到77%，从中可以看出中美经济差距的缩小速度。
至于奥密克戎，传播速度非常快，但由于发达国家的疫苗接种已经普及，其经济很可能在今年走出疫情，进入恢复阶段。但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疫苗接种比例相当低，可能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经济还是会受到较大影响。所以2022年的全球经济可能会分化，发达国家开始复苏，发展中国家仍然普遍疲软。
按比较优势发展，有利于共同富裕
《环球人物》：您认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在转向亚洲吗？
林毅夫：这非常明显。
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第一。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韩国也排在全球前十名。印度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人口多，所以经济体量很大。工业革命后，世界经济的中心本来在欧洲，后来转移到美国，现在又转移到亚洲。
《环球人物》：美国近年来想了很多办法遏制中国发展，在它拥有科技、金融等优势的前提下，为什么做不到？
林毅夫：美国作为世界的唯一超霸，利用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优势限制中国的发展，以维持它的霸权，但这样做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高科技产品需要大量研发投入才能取得技术突破，之后能获得多大的利润，取决于它有多大的市场。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美国很多高科技企业如果把产品卖给中国，就会有高盈利，如果不卖就变成低盈利，甚至不盈利。高科技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快，一旦盈利不高，投资力度就会不足，很快失去领先地位。
所以，大部分美国企业是愿意和中国做生意的。尤其是那些高科技企业的产品，不仅美国有，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美国可能为了维持霸权，禁止美国企业把产品卖给中国，但其他国家的企业正好可以顶替美国企业所占有的市场份额。
此外，对于少数只有美国才有的“卡脖子”技术，中国也开始以新型举国体制来研发了，比如光刻机。从过去的经验看，一种产品只要中国自主研发成功、能生产，其价格必定大幅下降。
因此，美国很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要我们保持定力，分析清楚自身优势在什么地方、不足在什么地方，哪些技术可以利用国际市场，哪些必须由我们自己掌握，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最终必定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环球人物》：中国下一步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对于经济水平不同的地区，如何制定适合当地情况的政策？
林毅夫：共同富裕是非常美好的理想。
·2021年10月，浙江建德市大慈岩镇古村用五谷杂粮拼成的“共同富裕 美丽城镇”字样。
我们希望把饼做得越来越大，也希望把饼分得越来越公平，这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至于如何实现，关键在于要按照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样在第一次收入分配的时候，就能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早期通常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多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资本则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工资的上涨速度就非常快。众所周知，有钱人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资本，穷人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劳动力，如果工资上涨速度非常快，更有利于低收入者。
如果第一次收入分配能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经济发展得就快，政府财政收入就多，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就会有自生能力，也不需要靠政府补贴来生存，那么第二次收入分配就会做得比较好，可以发展教育，也可以更好地照顾鳏寡孤独和失业人群。
在此基础上，如果能给做社会公益的企业提供税收激励，也有利于第三次收入分配。所以，要实现共同富裕，最好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一次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同时用税收政策进行二次分配及鼓励先富群体做社会公益的三次分配，共同富裕在全国各地就都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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